徐州日报11月26日第八版，整版报道在我校举办的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研讨会，报道内容如下：
大运河上苏公来——我市学者聚焦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融合创新
北宋文豪苏轼与千年流淌的大运河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一生南来北往，来去徐州皆从大运河水路穿行。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月21日由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传承与创新：苏轼与大运河文化”报告会，围绕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这一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地探讨与交流。
报告会的演讲者中，有对此课题具有深广视野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党政领导，有具备深厚专业造诣和精湛理论素养的高校教授，也有对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切热爱之情的地方文史学者。本期专题整理报告会部分内容，以展示时空交错下的苏轼与大运河两种文化相融共生的魅力与当代意义。
整理 张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理事长周琪：大运河文化建设与苏轼文化弘扬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10周年。这10年，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和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拓前进、创新发展的10年。
吴韵汉风、水韵书香是江苏文化的鲜明特色，江河湖海贯通联动是江苏水运的独特优势。
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在2023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上曾经强调：“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在大运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中，江苏是个交汇融合区，既是大运河的生长原点，又是长江的重要节点，还拥有曾奔涌入海700多年的黄河故道。大运河、长江、故黄河的经纬交织，哺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让江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信书记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哺育，明确给出了“黄河故道”“故黄河”在大运河文化、江苏文化及中华文明中的定位，这对我们在新阶段深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正在加快打造的“水运江苏”，是建设水运强省、水运现代化示范区的江苏新实践。可以说，千年流淌的大运河迎来了由线到网、现代转型、再焕荣光的千年之变。“水运江苏”建设使全省13个设区市都成为了真正的运河城市。
为此，徐州应当从顶层设计入手，治理好保护好黄河故道本体，使之作为独立的故道遗产遗址得以保护利用，创造条件申报省级乃至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创建省级乃至国家级大遗址保护单位和考古遗址公园，把黄河故道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与生态富民廊道建设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时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这一重要讲话为弘扬苏轼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创徐州乃至江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新优势指明了方向。
苏轼是一代文豪，一个集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于一身的文化全才。其实，苏轼还是一位“运河文豪”，他的一生与运河结下了不解的情缘。称他为“运河文豪”“运河巨子”还是当之无愧的。比如说，开封“名震天下”，徐州“抗洪保城”，湖州“乌台诗案”，杭州“苏堤春晓”，扬州“治理漕船”等等，都发生在大运河边。
苏轼在大运河边留下的斐然政绩、精美诗文、绝妙好词和坎坷人生、豁达情怀、传奇故事，都化作永恒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旅资源。国家文物局去年5月正式确定“东坡行旅”文物主题游径，明确了国内15个城市，江苏有常州、宜兴、扬州、徐州四城入选，足见江苏在全国东坡文物和文旅中的重要地位。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用这句感人至深、独步千载的诗句，使“苏徐州”成为苏轼徐州文化的最大文化IP。至今，世人只知有“苏徐州”而不知有“苏密州”“苏湖州”“苏登州”“苏杭州”。应当感谢并不辜负秦少游为我们创制的这一独有文化标识“苏徐州”。
近几年，徐州有关方面围绕苏轼这个大IP精耕细作，初见成效。苏轼文化无疑是徐州继汉源文化、两汉文化之后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苏徐州”当为苏轼文化在徐州的集体记忆和集中表达。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时代从地理空间走向人文空间的新文化、新文明的大构建，对文化资源的选择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够分量，与“国家文化”相匹配。苏轼文化是徐州的、江苏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而完全符合要求。如何把弘扬苏轼文化融入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增创徐州的新优势，应当作为一个紧要课题来研究攻关。
我这里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1．融入到徐州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以下简称“一带一园”）建设实施规划之中。江苏省“一带一园”建设形成了相互衔接的“1+1+6+11”规划体系，争取适时补充纳入到徐州市和江苏省的相关规划中去。
2．融入“一带一园”重大项目建设中去。比如说，在黄河故道重大项目建设中，苏轼文化具有独特优势。苏轼在《百步洪二首》中用一连串比喻描绘百步洪水一泻千里的气势，堪称杰作，如果用现代科技手段再现出来，一定会成为一大亮点。而位于彭城七里与黄河故道交接点上的黄楼，《黄楼观风——苏轼在徐州》把苏轼黄楼盛会说成“全国文代会在黄楼召开”，看似戏说，实击鼓心。苏轼为我们今天如何重新建构文化地标作出了示范。
3．融入大运河沿线文化高地建设之中。国家规划纲要中提出，大运河沿线要建设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六大”文化高地，把徐州划人中原文化高地建设范围。江苏省则把徐州划入楚汉文化高地建设范围。徐州文化高地高在何处？先秦文化（汉源文化）、两汉文化、苏轼文化是不是徐州古代三座文化高峰？苏轼文化在徐州文化高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如何科学定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思考。
4．融入到落实新思想、新使命的探索实践中去。“一带一园”建设，不仅要保护传承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省委明确提出，要着力把江苏打造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展示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这一部署要求，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把苏轼文化融入“一带一园”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徐州分院院长方忠：苏轼与大运河文化的时空交融
“长城是凝固的历史，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中国大运河是中国人民在东方世界创造的伟大工程，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就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中华文化孕育了苏轼。苏轼汲取传统之精华，综各家之学说，融自身之实践，开时代之生面，进一步光大了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引用苏轼富有哲理的经典名句是最多的。
大运河徐州段是大运河江苏段的北大门，由京杭大运河湖西航道、京杭运河不牢河段、中运河、黄河故道现有和历史上使用的主河道构成，全长180多公里。
溯古追今，大运河为徐州承载的历史文化深厚博达，涵蕴囊括了彭祖文化、两汉文化、军事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等一切文化形态。以徐州古城和窑湾古镇为代表的运河城镇文化，以云龙山诗碑、奎山塔遗址、黄楼、户部山古民居群、下邳古城遗址、“淮海第一关”摩崖题刻等为代表的运河建筑文化，以徐州剪纸、徐州香包、江苏柳琴戏、徐州梆子、邳州纸塑狮子头等为代表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无不彰显着徐州地区大运河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
大运河徐州段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徐州运河水情复杂、区域地位独特，造就“治河、保运、护城”的独特历史，元明清三代均把确保大运河徐州段畅通作为重中之重；大运河文化与徐州楚汉文化融合发展，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多元文化汇聚，随着大运河的流淌，汉文化传播至华夏大地，历经数次民族大融合，凝练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运河文化徐州段具有独特的精神和智慧。徐州位于黄淮流域，常年遭受水患，书写了“城上城”“街上街”的悲壮历史，水工文化悲壮而顽强，具有人与自然相博相生谋求发展的精神；为应对复杂水情，徐州建造了沽头闸、蔺家坝、金钩渡口、护城石堤等精巧实用的水工设施，体现了顺应自然、应对复杂水情的治水智慧。
大运河徐州段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于治水护运、物流中枢，保障中华民族国之命脉，凸显了大运河徐州段保障物流天下、国家繁荣的突出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运河徐州段更是北煤南运、南水北调东线的主通道，是国家战略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服务新时代中华民族之复兴。
作为一名全才式的文化型范，北宋人苏轼不仅是千百年来文人倾慕的对象，是学术界长期研究、讨论的热点，在当今的社交网络语境下也频频“冲上热搜”。
苏轼在徐州任知州23个月，时间虽短，但是上书皇帝，论述徐州地位的重要性，建苏堤、抗洪水；第二年又求雨抗旱，寻找煤炭（石炭），劝课农桑，造福徐州百姓。其文化精神可以总结为：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忠于职守的担当精神、黎元为先的民本精神，与徐州大运河文化精神息息相通。
黄楼诗会是中国文化事件的丰碑之一，黄楼也成为徐州大运河段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将苏轼在徐州任职的这段时间称为“黄楼时期”，把徐州“黄楼文化”影响推及海外。苏轼徐州执政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期，是他知八州政绩中一段辉煌的时期。黄楼也不只是徐州的文化地标，更是苏轼重要的人生坐标。
传承发扬大运河文化精神，打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推进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精神的融合传播，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更是当代大学生助力民族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闫续瑞：苏轼与大运河徐州段的不解之缘
苏轼偶然与徐州结缘，却因抗洪救灾和徐州百姓生死与共。苏轼治水既是他作为徐州地方长官有责任有担当的民本精神的重要体现，也与宋神宗时期以修建水利工程、治水成效作为地方官考评的主要依据有关联。徐州是苏轼知八州中唯一一次受朝廷嘉奖的地方。
历史上徐州城经常遭遇黄河及其支流的侵袭。苏轼徐州抗洪的具体过程在其《奖谕敕记》和写给刘贡父的书信中有详细记载，苏辙的《黄楼赋》更是将此次抗洪总结为“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溃”“水既去而民益亲”。
“水至而民不恐”说明抗洪前是有准备的，“水大至而民不溃”说明抗洪时指挥得力，“水既去而民益亲”彰显了抗洪后的预防和心系百姓。苏轼由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改派徐州，偶然与这方土地结缘，却因抗洪救灾和徐州百姓生死与共。
黄楼是苏轼为纪念抗洪胜利而修建，是苏轼徐州功绩的一座丰碑。百步洪因苏轼多次游览并写出传世名篇《百步洪二首》而名扬天下，宋元以来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关于百步洪的诗篇和传说。苏轼在徐州期间，诗文中多有涉及吕梁洪者，成为他用诗文创造的文学空间。
苏轼是大运河江苏段最有代表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人，又是“千年英雄”，可以推选为大运河文化代言人。苏轼在治水实践、文学书写与民间传说中都具有持续影响力，是大运河江苏段的最佳代言人，也是连接徐州与其他运河城市的文化纽带。
江苏是中国大运河河道最长、文化遗产最多、保存状况最好和利用率最高的省份，江苏的苏轼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带的耀眼明珠。大运河从北向南流经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八个城市，沿线各城市的苏轼文化遗产，既包括各类亭台楼阁等历史遗迹为主体的苏轼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与苏轼密切相关的民间传说、传统技艺等苏轼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轼徐州运河文化景观的分布有明显的集聚区（核心区）与零散区（边缘区）之分，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徐州市区，零散区分布于苏轼沿途行经的地区。徐州需要在运河沿线做田野调查，力争精准描绘其丰富的文化景观。
可以通过文旅融合，打造“沿运河城市寻访苏轼足迹”线路，构建苏轼文化景观的时空分布图，打造苏轼与徐州运河文化旅游线路，如彭城七里文化建设项目即是积极有效的尝试。还可以与他城共振，形成合力。徐州可与扬州、镇江、常州、苏州等城市加强互动，以大运河为线，沿线各城市为珠，以线串珠，以珠带面，形成以大运河水系为脉络的苏轼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空间格局，推动江苏省大运河沿线苏轼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类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于克南：苏轼文化是大运河文脉的重要组成
苏轼文化是大运河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脉既指文化的时间脉络，也指文化的空间脉络，它既是一种可知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可感的文化呈现。大运河在徐州地区发展的历史比较悠久，它是流淌的文明，也是文化的遗产，尤其是苏轼文化的价值在大运河文化中的体现更为耀眼，早已为世人所重，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
苏轼与大运河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他的个人经历是后人了解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他的民本思想以及身处逆境仍能保持超脱和豁达的人生智慧，作为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知，后来借助京杭大运河而得到传播和发扬，因而苏轼文化和大运河文化是相互融合的，苏轼文化是大运河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文化永恒的话题。
苏轼知徐州两年，功业词章，双创辉煌，率民抗洪，修建苏堤、白土寻煤、修建黄楼等，给徐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诗文中蕴藏的勤政爱民进取精神、务实明道实践精神、“吾生如寄”忧患精神等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文化成就成了徐州文化强市的软实力。
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大运河经徐州连接京师，徐州成为大运河中间的一个中转站，达官显要、文人墨客纷纷踏着苏轼足迹前来徐州参观和拜访，并留下大量诗作和文章，为大运河文化增添了无限光彩。追随苏迹的人中，有一位“苏粉”——苏州状元吴宽（1435—1504），明成化八年状元及第，后被委以重任，官至礼部尚书。
吴宽见贤思齐，处处向苏轼学习，《四库全书》评价他“平生最好苏学，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收藏家珍如拱璧，其文章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诗笔更深厚浓郁”。
吴宽对苏轼文化的研究如痴如醉，他把苏轼尊为“羽衣人”，其《徐州重修黄楼》诗：“楼中不见羽衣人，黄垩依然四面新。坐使河流循故道，俯临山石倚长津。名邦信美皆吾土，胜日登高与众宾。从此欲传州守事，只须题壁扫清尘。”吴宽发自内心地要大力宣传苏轼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
对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共融发展，有几点建议：
1．加强苏轼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大运河徐州段沿线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分布广泛，但保护和利用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因苏轼登临而闻名天下的桓山。
2．推动苏轼文化和大运河旅游融合发展。通过大运河旅游的形式，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符合时代要求与游客喜闻乐见的文化和旅游产品，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升文化自信和凝聚力。
3．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大运河沿线涉及八个省市，需要整合沿线苏轼文化资源，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形成整体化、规模化效应，提升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影响力和吸引力。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张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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